九一八，一个全体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日子。

1931年9月18日，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后炮轰北大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自此开始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

为什么不能忘记这一天？今天，我们讲3个故事。

一个蓝布包

1931年9月，巩天民才30岁出头。他从学徒一路摸爬滚打，此时已是沈阳的一名银行家。九一八事变后，巩天民亲眼见到日军荷枪实弹阔步沈阳街头，如入无人之境，他愤慨心痛至极，随即印发传单呼吁工商界“不受日寇愚弄我们有祖国，不是亡国奴”。当时，巩天民和沈阳的一批知识分子组成了“抗日爱国小组”，成员有9人：巩天民、刘仲明、邵信普毕天民、张查理、李宝实于光元、刘仲宜、张韵泠，他们中有银行家、金融家也有医学家和教育家。

不久，抗日爱国小组听说国联将派李顿调查团到中国调查“九一八”真相，召开紧急会议后，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立刻收集日本侵略中国及制造伪满洲国罪行的铁证。对手无寸铁的他们来说，取证是相当危险的。每聚会一次，他们必“各饮苦水一杯以励卧薪尝胆之志”；每次出门，巩天民都会向妻子交代：“如果我回不来，不要去找我！”

为了拍摄关东军司令部门口的公告，毕天民趴在对面商铺的房顶上苦苦等待，等到一辆汽车恰巧经过司令部门口，毕天民借助汽车发动机的嘈杂声迅速按下快门。

刘仲明使用过的相机。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比告示更难“取证”的是日军直接发给伪满洲国政府的“内部”文件。巩天民就利用社会身份秘密联络相关人员，偷取伪满财政厅机密文件。

抗日爱国小组成员的夫人们也加入了进来。在整理资料、翻译证据的教堂中，每当有日伪特务突然闯入，夫人们便弹奏起事先约定好的曲目，大家便装作在此处打牌、聚会。

巩天民夫人使用过的雅马哈风琴。

最终，抗日爱国小组成功搜集到几百份珍贵材料，形成了一份300多页的详实的英汉双语汇编文件。

根据国际法庭的法律原则，提供材料者必须在文件上签字，否则没有法律效应。而签下真名则意味着日军随时可能找到他们，这无异于在“生死簿”上签名。9位君子毫不犹豫郑重签下名字，张查理的夫人宫菱波还特意赶做了一个蓝缎子外皮，并绣上了红字“TRUTH”（真相）。

当时，调查团被日军严密监视，抗日爱国小组无法提交证据。几经辗转，他们找到了爱尔兰友人倪斐德，请他代为转交。倪斐德激动地说：“我若因此而死我是为一件伟大的事业而死”。

后来，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本团在中国东北沈阳时，曾见到了一些大学教授、教育家银行家、医学家等人士的明确意见及各种真凭实据的具体材料，证明了沈阳事变是无因而至而‘满洲国’的建立，亦非出自东北人民的自由意愿，也不是民族自决。”1933年，国联通过了调查团报告书，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

日本宣布退出国联并开展报复行动，抗日爱国小组中的8人被捕入狱，巩天民经受了40多天的严刑拷打仍未泄露任何秘密。

“沈阳九君子”雕像。李娜 摄

后来，沈阳人尊称抗日爱国小组的9位成员“沈阳九君子”。TRUTH资料的最后部分沈阳九君子写着这样一段话： “中国人自然要当中国人并且永远当中国人。”

一顿没吃到的饺子

1932年，杨占有也刚30多岁，家住抚顺平顶山。那一年的八月十五中秋节，月亮特别亮，杨占有全家24口人都住在一起。八月十六中午，杨占有家煮好了饺子，正准备吃的时候忽然来了一群日本兵，挨门挨户用刺刀把村民们赶出来，说要给村民们照相。日本兵用脚踢，用枪托撞，拼命赶着人群向前走。杨占有回头一看，家里的房子已经被点着了熊熊烈火，烧红了半边天。

日军将村民们赶到草坪上，杨占有一家紧挨在一起坐着，他前面不远的地方架了两个“带脚的东西”，上面各蒙一块三角布，大家都以为是照相机，纷纷议论着。嘈杂声中，日本兵把架子上的三角布揭开，杨占有这才看清，那根本不是照相机而是机关枪！

“突突突突……”杨占有还没反应过来，一排子弹射了过来，杨占有的亲人们倒了下去，尸首就压在他身上。“机关枪一个劲地嚎叫，震耳欲聋，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来回疯狂地扫射一簇簇的人群倒下去。”

平顶山惨案现场遗存子弹头。

机关枪扫射后，日军又用刺刀一个个刺，杨占有因为被压在最底下逃过一劫。一直到太阳落山，日本兵才离开。杨占有推开身上的尸首，试图看清周围发生了。什么很多年后，他这样形容这地狱般的场景：“我的眼睛被血迷住，我费了好大劲，才把眼睛张开。睁眼一看，黑压压一大片，东倒一个，西倒一个，全是尸首。有的脑袋崩裂，有的胸膛开花，有的丢了臂，有的断了腿，有的身受几十处重伤，血肉模糊看不出人样来，有的在作绝命前的惨叫，有的在发出低微的呻吟声，还有各种各样没法形容的惨状，叫人目不忍睹。再往远处一看，整个平顶山堡子全烧光了，只剩下一点余火还在燃烧，整个草坪被鲜血染红了，成了一片血海，阵阵晚风卷着又咸又腥的血腥味，夹杂着机枪射击后的烟硝味，扑鼻而过，令人痛感分外凄凉。”

平顶山惨案现场出土的长命锁。

这一天，日军杀害了包括杨家18口人在内的3000多名无辜村民，并焚尸灭迹，纵火焚毁800多间房屋，这一事件被称为“平顶山惨案”。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八月十六，月亮依然很圆，可杨占有家煮好的那顿饺子却再也没人能吃到。

一个转系决定

1931年9月，钱伟长以中文和历史两个一百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当时他准备学习自己擅长的文科。刚入学几天九一八事变爆发，钱伟长得知消息后，跟同学来到了圆明园，看着眼前的凄凉景象，他当场痛哭。

废墟上，一位清华学长正在演讲，说中国近百年以来总是挨打，就是因为科学技术落后没有飞机大炮。“我听了以后就火了，没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我下决心要学造飞机大炮。”钱伟长决定转进物理系。

当时，钱伟长的物理、化学、英文三科成绩加一起只有25分，想要学习物理简直是天方夜谭。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在钱伟长的软磨硬泡下，终于松口：“一年中普通化学、普通物理高等数学这三门课你要能考70分，先让你试读。”为了能达到转系要求，钱伟长废寝忘食地学习。一年后，他进入物理系，1935年，钱伟长从清华大学物理系顺利毕业。

钱伟长的清华大学毕业照。

94年过去，这是他们后来的故事：

1978年，巩天民去世，家人在整理遗物的时候才发现巩天民是一名共产党员。他于192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转入地下工作。当时，巩天民是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组织大家搜集罪证的。后来，“九君子”的后人一直在寻找当年那个蓝布包。2008年，巩天民的孙女巩捷终于在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图书馆看到了那个尘封了76年的蓝色布袋。值得一提的是，帮助提交文件的倪斐德被迫于1942年离开了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他的孙子追随着他的故事来到中国工作、定居和一位中国女士喜结连理并重新和“九君子”后人建立了联系。

2025年9月，巩天民的孙子巩辛光荣地代爷爷领取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

人民日报记者 林帆 摄

1951年4月5日，抚顺人民决定修建“平顶山殉难同胞纪念碑”。“平顶山惨案”幸存者于1996年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给予赔偿并谢罪，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受理此案，2002年驳回原告要求，但认定了平顶山惨案确系日本军队所为。此后原告继续上诉，直到2006年，日本最高法院驳回诉讼，长达十年的诉讼至此结束，幸存者们最终没能等来道歉。

后来，钱伟长最终实现了“科学救国”的抱负。他是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钱”。钱伟长与钱学森合作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自动化研究所，这两个举措为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输送了大量的科研人才。钱伟长曾说：“我没有专业，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2010年7月30日，钱伟长与世长辞，享年98岁。足以告慰钱老的是，如今，我们已经有许多许多非常先进的“飞机大炮”了，而且都是自己造的！

人民日报记者 林渊 摄

九一八，这个用鲜血凝成的数字镌刻着中华民族的切肤之痛。

九一八，勿忘！为了那些惨死在枪口下的乡亲，为了那些流离失所的孩子，为了3500万伤亡的同胞。

勿忘，九一八！为了那些改变自己志向只为救国图强的青年，为了那些手无寸铁仍要揭露真相的人们，为了那些奋战在白山黑水从未屈服的战士。

94年过去，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

九一八不敢忘，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