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还记得，2015年前的滇池，夏天偶尔还会飘来一阵蓝藻的腥味。那时候没人敢想，有一天，海菜花能在这片水里重新绽放。

海菜花对水质有多挑剔？它只认能喝的清水。所以当它在滇池、洱海连片绽放时，岸上的人们知道——那片水真的回来了。

不仅是水，这10余年，云南的山、头顶的天、地下的土，都在悄悄变样。

以法为纲，山高水长。站在2026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这个节点回望，最先浮上心头的，不是那些冷冰冰的数字，而是一个个具体而细微的画面：环滇池绿道上晨跑的人影，洱海生态廊道边举起相机的游客，高黎贡山红外相机里拍到的天行长臂猿一家三口。

数十年耕耘换来看得见的绿水青山，生态环境法典铺开长远保护的制度蓝图。穿行于云岭大地的湖畔、湿地、村寨与山林，蓝天碧水、万物共生的全新图景，诉说着这片土地生态蝶变的动人故事。

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法官开展环境执法检查。

山河焕新

数据里的生态保护成绩单

先讲一个小故事。

赤水河，长江上游唯一保持自然流态的一级支流。它流经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在云南境内的昭通段，曾经因为过度捕捞、污水直排，鱼类数量从几十种锐减到不足二十种。

变化发生在这些年。云南扛牢“源头责任”，实施赤水河保护“双十”工程，与贵州、四川建立跨省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三省共治，标准统一。

如今，赤水河出省界断面水质稳定保持Ⅱ类，流域内鱼类恢复到43种。曾经消失的金沙鲈鲤，重新游回了这条河。

一条鱼的故事，折射的是整个云南生态环境的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云南努力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为彩云之南生态保护擘画清晰路线图。

在洱海边，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叮嘱当地干部，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让“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的自然美景永驻人间；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如今，站在洱海生态廊道上，海菜花在水面连片绽放，远处苍山苍翠，近处水鸟翩跹。

2025年，全省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98.9%，连续多年稳居全国榜首。更重要的是，六大水系出境跨界断面水质100%达标，全部达到Ⅱ类及以上。

重点高原湖泊的变化尤为明显。

滇池，昆明人的“母亲湖”。20世纪90年代，滇池水质一度沦为劣Ⅴ类，蓝藻暴发时湖水绿得像油漆。如今，滇池水质连续8年稳定保持Ⅳ类，环滇池生态绿道108公里初步贯通并向公众开放。海菜花这种“水质试金石”在滇池连片绽放，宣告湖泊生态系统得以实质性恢复。

老百姓的感知最真实。2025年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达到94.12%，为历史最高，连续9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生态环境投诉举报件较2020年下降27.83%。

人们对头顶的天、脚下的水、呼吸的空气，越来越满意。

如今，全省拥有23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13个“两山”实践创新基地，藏在山水里的价值，正源源不断变成群众口袋里的收益。

环保也不再只是生态环境部门的事。党政领导同步扛起生态责任，省级常态化环保督察、人大实地检查、专题问询多管齐下，林草、水利、农业农村、城管各个部门联动，从源头管控污染，形成全社会共同守护生态的强大合力。

农文旅融合点燃云南“夏日经济”，图为近日游客在丘北县普者黑景区乘船游玩。

思路之变

治湖理念的三次跃升

10余年来，改变的不仅仅是数据，更是人们对生态治理的理解。

10余年前，提起环保，大家的印象还停留在“哪里污染治哪里”；如今在云南，保护早已贯穿城乡绿色发展全过程。这种思维上的巨大转变，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离不开绿色治理逻辑的一步步完善升级。

习近平总书记“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的叮嘱，最先扭转了地方发展的固有思维。过去不少地方先搞建设、后补生态短板，从2015年开始，所有区域规划、产业落地，都要先过生态承载力这一关，保护优先成为不可动摇的底线。

到2020年，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落地，大家才明白，生态从来不是割裂的。从前治理湖泊，只围着湖边截污，上游河道、周边农田、城镇排污一概不管，治湖效果大打折扣。这10余年，云南彻底改掉单点治理的老路子，构建起重点高原湖泊“9+1”法规体系—9个湖泊各有一部保护条例，做到“一湖一条例”；出台《云南省重点高原湖泊入湖河道保护条例》，把治理的触角从湖面延伸到每一条入湖支流，实现了“湖—河—流域”一体化治理。

例如抚仙湖，中国最大的深水型淡水湖，水质稳定保持Ⅰ类。深水湖泊换水周期极长，一旦污染难以修复。因此，保护思路清晰明了—严防死守，立法设置开发熔断机制，严格控制环湖旅游项目。

洱海，知名旅游湖泊，村镇密集，保护思路则是要做到平衡—建环湖生态廊道，规范环湖民宿和餐饮，理顺旅游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边界；杞麓湖，被农田包围的浅水湖泊，保护思路就是攻坚—主攻农业面源污染，规范农田退耕，巩固脱劣成果。

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治理不再局限于治污、修复植被，还要兼顾跨境物种保护、气候适应、环境风险应急、生物安全防控，一张覆盖全省、联动边境、连通上下游的全域生态保护网慢慢织就。

理念变了，发展的路子也跟着换了。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少人觉得保护生态会拖累经济，云南用10余年的实践打破了这个误区。

在西盟佤山，整片县城做成AAAA级景区，靠原生态山林和民族文化带动村民增收；南华县靠着野生菌产业，把林下绿水青山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孟连一边守护边境生态，一边发展牛油果、咖啡特色农业，还和缅甸签订环保合作协议，边民守山护水的同时稳定增收；洱海流域摸索出农文旅、低碳产业、生态修复等5条转化路径，让保护和增收不再对立。

制度之变

法典吸纳云南“地方智慧”

法典长卷启，青山入画来。这10余年，云南生态文明领域的立法步伐之快、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云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出台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达68件，占省级地方性法规总数的近三成。从空气到水，从土壤到森林，从湿地到湖泊，从自然保护区到生物多样性，基本构筑了具有云南特色的生态文明地方法规“四梁八柱”。

2018年，云南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当时国家层面还没有专项立法。这部条例搭建起生态系统、物种、遗传资源全方位保护的总框架，为后来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提供了地方样本。

今年制定《云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系统性修订《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针对性强化极小种群、珍稀野生植物和亚洲象、绿孔雀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抢救性保护，形成了统领性条例加专项法规的完整链条。

跨省协同立法是另一大亮点。赤水河流域，云南与贵州、四川创新采用“共同决定+条例”模式，开创全国地方流域共同立法的先河，被全国人大称为经典范本，破解长期“分河而治”治理难题。泸沽湖，云南与四川两省同步调研、同步审议、同步通过、同步实施保护条例，从“一湖分治”走向“一湖共治”。

积极探索小切口“小快灵”立法，统筹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以《云南省古茶树保护条例》为典型代表，立法坚持保护优先、有序利用。一方面严厉打击损毁古茶树的违法行为，保护珍稀种质资源与原生生态系统；另一方面规范科学开发利用，保障群众合法收益，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群众增收多方共赢。

这些探索的价值，在生态环境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得到了充分认可。法典吸纳了云南的“地方智慧”，比如县级生态环境分局的执法主体资格问题，就是先在云南实践中破题，最终上升为国家制度。

“回过头看，云南生态立法的十余年，实现了四个转变。”在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工作30余年，参与过多部地方性法规起草制定的二级巡视员朱江介绍，从处置突出问题的单项立法，转向服务国家战略的系统立法；从“一刀切”通用管控，转向分类施策、精准立法；从侧重末端污染治理，转向源头预防、系统治理；从单一生态管控，转向统筹保护、民生与绿色发展。

三道屏障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2021年，我省提出“三屏两带六廊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划定了11.35万平方千米的生态保护红线。从生态环境部门的角度看，“筑牢”的核心标准有三条：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得到有效维护，环境质量底线牢牢守住，生物生态安全风险可防可控。

高黎贡山是这道屏障最敏感的区域之一。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这里生活着天行长臂猿、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等珍稀物种，但也面临着生物生态安全风险的严峻挑战。我省正加快推动建立“跨国、两省、三州（市）”协同联动机制，完成高黎贡山生态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建设。近年来，这里发现新物种30余种，濒危野生动植物数量逐渐增多，安全稳定向好的局面不断巩固。

亚洲象的故事同样具有说服力。

这群“陆地巨无霸”的数量已经超过370头，较“十三五”时期增长了约27%。它们频繁北上南下的身影，成为云南生态保护成效最生动的注脚。

与之相伴的是绿孔雀超过890只、滇金丝猴超过3300只——这些数字背后，是一整套栖息地保护、食物链修复、社区共管的系统工程。

“十五五”期间，我省的目标更高——建设绿色发展新高地、塑造高品质生态环境、推进生物多样性高水平保护利用、繁荣生态文化。

香格里拉国家公园、西双版纳国家植物园正在加快创建，亚洲象、高黎贡山国家公园也在有序推进。从保护到利用，从守住到繁荣，生态安全屏障的内涵在不断拓展。

法典元年，焕新出发。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云南逐绿向新。

朱江告诉记者，目前，我省多项生态领域立法正在调研筹备，涵盖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滇中引水工程管护、噪声污染防治、澜沧江流域保护等领域。

云岭大地上的绿色故事，远未讲完。（吴怡）